中国如何迎接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专家学者共话开放合作发展路径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挑战，责任缺位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匮乏，信任赤字阻碍国际协调与合作，共识危机动摇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制度弱化降低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展现更多的责任担当，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月17日，业内专家学者齐聚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给出他们的方案。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在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的对话中表示，整个世界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正在从廉价劳动力增长模式转向生产力驱动的增长模式，从需求约束型增长转向供给约束型增长，政策也需要转向更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和重组改革。目前最好的转型机会是数字化转型，而中国已经成为多个行业合作创新的主要技术来源，若用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来衡量（估值为10亿美元或以上的私人公司），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来源国。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引领开放政策，表达了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迈克尔•斯宾塞认为美国也应持相同观点，取得平稳过渡的转变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违背全球化。

“G20是一个顺应全球化、推动全球化、支持多边化的机制，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应当维护好、运转好这个机制。”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宣昌能表示，G20机制在危机中诞生，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担负了秩序稳定者和改革先行者的使命，发挥了反思金融危机根源、建设长效治理机制的重要作用。G20发挥作用的这些年，也是中国和美国经济金融合作最顺畅的时期之一，双方都表现出了冷静的头脑和专业的素养，在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多边经济金融问题上密切沟通、相向而行，促进了两国以及全球经贸、金融联系不断加深，增进了中美两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然而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利用经济金融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挑起经贸摩擦、将相互依赖当作武器的倾向有所抬头，以G20为代表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面临挑战，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面临新的挑战，G20的运作面临新的困难，将掣肘多国协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一直以来，中国始终是全球经济中稳定性、建设性的力量。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对去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我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加快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倡导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全球经济复苏、维护稳定贡献建设性力量。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表示，全球的经济要维持强劲、可持续、包容和平衡增长需要三个条件的保障：一是技术进步，单位时间内产出增加；二是贸易收益，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通过分工、专业化和贸易，同样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三是制度保障，即产权和契约。在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各国为保障自身利益，通过协商形成一套自我约束规则，就是全球治理的意义。目前全球面对污染、气候变化、贸易不稳定等全球问题，在全球治理规则下，不同国家的受益程度不同，全球治理本身可能成为一些国家谋求自身利益、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或手段。

“考虑到大国博弈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地缘政治、权力，不光是追求互利共赢，而是我和你之间的差异。经济治理还受到大国博弈的影响，决定相对利益、还有创造性力量和毁灭力量等。此外，还和文化传统、价值理念有关。”张宇燕认为，决定治理体系的覆盖范围的因素是市场规模和贸易收益，中国要推动对外开放，找到最合适的开放途径和程度。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中国科技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仍有很多卡脖子技术。在中美科技领域的合作，现在正是中国能够提供更多贡献的时候，不管是对全球知识的创造，还是对于新产品、新技术的供给，中国都可以做更多贡献。在全球知识生产、全球创新方面，美国的限制是于己不利，于全球不利。

面对中美科技竞争，薛澜认为应该从五方面入手，一是重新建立在多方面的对话渠道。二是找到更加合理的框架进行有效管理，三是建立竞争边界，尽最大可能降低由于科技竞争对全球带来的负面影响，尽量减少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四是采取措施降低不信任，重新建立信心，五是特别关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关键词： 一些国家 清华大学 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