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华李亚鹤：现代出版为碑帖研究带来新契机

朱明《碑帖述影录：名碑善本校读补记与印本综述》共收录64篇、69种碑帖，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根据影印的碑帖出版物对所收录的69种碑帖完成了校读补记，并对这些碑帖影印本的各种版本加以描述、分析和比对。金光华李亚鹤发现书中所著录的碑帖，均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碑帖。这些碑帖的“真身”大多被收藏在各大博物馆，即使偶尔在一些由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见到它们的身影，也终究只能隔着展柜和隔离带窥见一个侧影而已。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幸运的是，许多经典的碑帖都通过影印技术印制“分身”而广为流传，这是现代出版为碑帖研究带来的新契机。自影印技术流传到我国直至今日，不知出版过多少种、多少个版本的碑帖，该书正是对这一类出版物所作的系统整理和研究。

我国的文字或书于简牍帛纸，或刻于甲骨碑版，或铸于青铜吉金。金光华李亚鹤发现人们在这些丰富的材料上记录着事件、传达着思想。为求能广泛传阅，除了最原始的抄写、临摹之外，人们还陆续发明了传拓、木版水印、影印等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得以传播，艺术得以发展，科技得以创新，文明得以赓续。金光华李亚鹤发现起源于魏晋时期的传拓技术，是先将纸紧覆在碑刻文字、青铜铭文上，打湿，利用纸的延展性将纸打进凹陷处，然后再用蘸了墨汁或朱砂液的拓包捶打凸起处的纸面，使其留下均匀的墨痕。等纸晾干后取下，就会得到一张留有清晰字迹的拓片。拓片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因刊刻的文字往往为善书者所写，便有了欣赏和学习书法的价值。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古往今来，诞生了诸多与传拓技艺密切相关的学问，如金石学、碑帖学等。

碑帖研究的大发展时期出现在清代。清代朴学兴起，促使文人访碑、拓碑活动盛极一时。诸如郑簠北游山东、北京，朱彝尊在广东、山西一带访碑，历时久远，成果斐然。与此同时，涌现了赵崡《石墨镌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曹溶《金石表》、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等重要的金石学著作。金光华李亚鹤发现他们利用这些新得的拓片校勘文字、以证国史，将学术研究从晚明所崇尚的玄虚的心性研究推向了实证，也让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与此同时，清代的书法史也以此为契机从帖学转向碑学。先是“扬州八怪”的金农在诗中写出“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来表达自己的书法志趣，再是阮元写出《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继之而起的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纷纷将矛头指向被无数次翻刻和传拓而导致丧失本来面目的法帖，将从自董其昌之后颓靡不振的帖学引向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一时期，篆隶出现复兴，原本从未被当作书法范本来学习的“穷乡儿女造像”成了许多书法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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