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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北京邮电大学15名学生联名举报自己的导师，令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在这份长达20页的举报信中，不乏“常常破口大骂”“毕业威胁”“差遣学生为其女儿考试作弊”等有违师德师风的控诉。北京邮电大学迅即调查，后续通报中明确，取消涉事老师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教学工作。而仅仅两个月之前，华中农业大学一名教授同样在学生的举报声中，走下讲台。

这看似“极端”个案，背后折射的“导生关系”失序确属不争的事实。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高校中有相当一部分导师在追求个人学术利益最大化时，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正“沦为”功利性的雇佣关系，以至于学生对导师的称谓都变成了“老板”。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为科研廉价劳动力，给导师干活往往“不求回报”，成为导师的“黑工”。

这两所高校研究生为了正当的权利，不惜冒风险用“联名举报＋网络公开”这种特殊方式。盖因有网络加持，学生们最后维权成功。然而，我们对这种个案的“胜利”有必要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导生关系”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早在200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院士，就曾公开批驳“科研老板”现象。

他指出，大学研究生大规模扩招以来，学生参与科研的机会减少，一些导师不是为了充分激发学生潜能，而是为了完成项目，把学生当成科研“打工者”。

近20年过去，高校科研院所里的导师还是“老板”。特别是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说，每日考勤打卡、在实验室“九九六”，和普通打工族没什么区别。

其实，如果纯粹是职场，倒也还好，无非你出钱我办事，彼此互不相欠、清清爽爽。可是，劳动法并不保护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的研究生。

针对导师被学生投诉这一现象，教育部早有明确规定。

《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指出，导师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同时规定，对导师的师德失范行为，培养单位可视情况，采取约谈、限招、停招、取消导师资格、清除出教师队伍等措施。

但现实是，这些规定很难落实。

首先，导师对学生拥有绝对“权力”。学生何时开题、答辩、毕业，完全由导师直接决定；科研补贴给不给、给多少，也完全由导师说了算。如果想毕业、有补助，学生自然得听导师的话。

学生自己不敢“反抗”，高校对导师也缺乏常态化的监督、约束。

由于实验室环境相对封闭，导师“压榨”研究生时，“家丑”往往很难外扬；学生即便想“维权”，可有些“穿小鞋”行为，如拖延指导、拒绝签字等，导师也能以“是学生能力不足”轻易否认。

找谁申诉呢？高校向来是“铁打的导师，流水的学生”，校领导跟导师“抬头不见低头见”，甚至就是导师本人。

有时，校方哪怕知道了，也宁愿“睁只眼闭只眼”。毕竟，一个学术“大佬”会直接影响学科排名、国家实验室、国家课题基金和SCI论文等考核申报硬指标，高校也得罪不起，即便“闹大了”也倾向“轻拿轻放”。

教育部曾要求，高校应建立师德监督体系、投诉举报平台，但人情、面子和利益捆绑，让高校对导师的监督制度往往流于纸面。

长此以往，有些导师反倒是习惯对学生“生杀予夺”。

这一问题并不是我们独有的。如何和导师相处，是全球硕博研究生的共同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曾指出，导师制大体分两种，一是欧洲的“导师制”，二是美国的“老板制”。无论哪种，导师都是相对强势方，保护学生都需要一定的制度倾斜。

在欧洲的“导师制”下，学生类似学徒，校方则通过严格的协议，规定导师的权责，比如德国有高校的《辅导协议》，会细化到规定导师的辅导内容、与学生见面讨论的次数等；而在美国的“老板制”下，学生类似雇员，有合同薪资和工会，比如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屡屡通过相关渠道要求“涨工资”。

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导师就很“双标”：一会像“老板”，不停地拉项目、给学生派活，要求必须出成果；一会像“师父”，要求学生执弟子礼、感恩戴德。

怎么办？关键在于让学生有说“不”的权利。

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出，赋权导师的同时，也必须赋权学生。对导师滥用职权的行为，学生应有监督权、申诉权和选择权来救济。

近年来，我国不少高校也越发重视这个问题。高校纷纷成立教师伦理委员会，让学生投诉有门；允许学生主动申请换导师，并给学生提供便利；为限制单个导师权力过大，有的学校还有“导师组”制度，学生可以有多位导师，在学习过程中再明确个人导师。

从长远来看，需完善研究生导师制度及管理制度的建设，对“导生关系”不规范行为形成红线意识。同时，研究生培养单位有必要将导师的道德品行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作为导师评聘考核的主要依据。这也是我国的导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现代化”的必然，先谈平等尊重，再论师生之谊。

在清晰的制度规范下，导师与学生之间，双向选择、互惠共赢。学生在研究中精进学业，导师发现并培养更优秀的科研助手，彼此良性互动、正向循环，多些坦荡、少点苟且，这才是搞学问、做研究的人该干的正经事。

须知，导师就是导师，不必是“师父”，更不该是“老板”。

新京报讯 据南京网络辟谣消息，近日，网上流传“一名日本游客在南京使用网约车服务时，遭遇司机拒载”的消息，并配有车内监控画面。有自媒体捏造称，南京市交通局发布了紧急通告，表示将对涉事网约车司机进行严肃处理。一时之间，引发不少评论和争议。经南京市交通运输�国家正规的借款平台有哪些�合行政执法监督局核实，截至目前，未收到出租车（网约车）拒载日籍乘客的相关举报或投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也从未就此事发表过任何声明。网约车平台以及车辆实际管理人公司等也未收到此类投诉线索。经与视频中的网约车司机联系核实，事发地并非南京。对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依规处理。温馨提示广大网民朋友，不随意相信抖音、快手、QQ、微信群、朋友圈及其他网络平台中，没有权威和正规来源的截图、视频、音频信息。不传谣、不信谣，共同营造网络清朗空间。编辑 陈艳婷 01:06 移动互联时代，有不少青年人开始选择告别传统工位，来到青山绿水、广阔乡间，或远程工作，或寻找新的创业机会。他们致力于打破职业和地理区域的边界，又被称为“数字游民”。简单、自由、旅居是他们的“标签”。数字游民们的生活与工作究竟怎么样？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上午10点，当城市里的上班族忙得不可开交时，浙江安吉山野里的“数字游民”们却用另一种节奏，打开一天的工作。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数字游民”公社成员 陈丽莉：在城市里面大家可能就朝九晚五，但是在这里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周边转一下吃个午饭，开始一天下午的工作。晚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数字游民”公社成员 罗超：数字游民社区有各种兴趣爱好的年轻人可以一起交流，搭建一个与人连接的平台。从大城市的快节奏和相对狭小的生活圈出走，像罗超一样，很多职场年轻人把办公工位搬进青山绿水间，一出门就可以体验露营、慢跑、骑行、溯溪等一系列户外活动，拥有诗和远方的同时又做着自己喜欢且擅长的工作。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数字游民”公社成员 聂曼：之前一直在杭州的互联网公司从事内容运营工作，现在是一个偏自由的状态。就产出自己喜欢的东西，没有KPI。在浙江安吉数字游民社区——青来集，已经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位游民。大家磨咖啡、出文创、做音乐，一个个充满创意的产品相继诞生。浙江省安吉县青来集园区运营负责人 丁文文：我们希望搭建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中间地带，青年创业生活理想之地，目前园区已经招引了总部经济、成长型的数创公司、数字游民等21家企业。置身大自然的工位：是栖息地 也是新的可能近年来，浙江、四川、河南等多地出现了数字游民社区。这些数字社区又为这些“生活在别处”青年人的成长、探索与创新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后坞村，有一家名为“木可合作社”的民宿，区别于一般的民宿，每位入住的成员按月收取住宿费，还可以免费使用共享厨房、健身房；在公共区域办公社交、休闲娱乐。去年年底才开始营业的“木可合作社”，短短四个月，已经成了数字游民们新的聚集地。不仅为数字游民们提供“诗意栖息地”，也让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新机遇，是很多创客空间的追求。在相邻不远的五四村的“木芽乡村青年创客空间”里，52个联合办公工位，每天都“座无虚席”。创客空间的办公设备、房租等也都享受到一定的政策补贴。三年来，这里已经入驻民宿设计、咖啡制作、运营管理、电商销售等领域的企业17家，正在孵化的企业12家。如今，一个集文旅、科创、未来农业等于一体的乡村发展模式正在莫干山镇实践。浙江湖州德清县莫干山镇党委书记 吴建勇：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席地而坐的工作场景，为大城市的人才带来了向往的生活，我们还在积极培育新的产业来支撑整个区块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青年人才的新理念也有利于助推乡村振兴。“游民”变身“新乡民”共创乡村可持续发展新生态在数字游民和数字社区的双向奔赴中，很多游民变成了新乡民，在乡村的广阔舞台中，打开了越来越多新的创业空间。新游民和老村民一起参与，共同探索新型乡村振兴的未来之路。来自四川的卓莉，一年�国家正规的借款平台有哪些��来到浙江安吉“数字游民”社区，依托当地丰富的山水资源，卓莉把自己的骑行爱好变成了创业项目，开发了30条骑行旅游线路。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数字游民”社区成员 卓莉：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想做村里的第一个骑行友好的设施，比如说自行车的自助维修和维护的工作站，就不用再担心你可能会出现爆胎、链条出现问题、车把坏了这些问题。成都近郊的天星村是四川省第一个“乡村数字游民社区”，记者见到了来自河南的创客顺子，大学毕业后，他来到这里，在天星村创立了工作坊，为周末或节假日来到天星村的都市年轻人，提供体验戏剧表演、草木扎染等休闲活动。目前，天星村数字游民社区已拥有创舍、匠坊、在野三处空间载体，公共办公空间可以同时满足近百人办公、青年旅舍有15个房间，30多个床位。要生长出一个全新的生态社区，需要外来的创业者和本地的乡亲们共同参与，相融共生。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天星村可持续生态社区主理人 顾毓敏：改造村民的房子本身也是在激活他们自己的资产，由我们再来做运营，运营的收入也是由我们来保底，村集体还享受他的经营流水分成。依托天星村上千年花木编艺的历史，顾毓敏和团队组织了三届花木编艺创新大赛，集合青年创业者、高校师生，和500多名手工花木编艺村民一起参与共创，给传统的编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生。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天星村村民 张昌伦：通过年轻人的创新思维，创作一些适应市场的老百姓确实是能够喜爱的东西，既传承了我们的编艺技艺，同时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24小时留灯书屋，开阔的大草坪，可自由选择室内外办公场景和工位，四年来，天星村生态社区吸引500多名全国各地的“数字游民”、创客达人、社群主理人，孵化了7家创新企业，建成了5个乡村产学研联合试验基地，形成了咖啡吧、食事社、民宿、露营地等9处新消费场景。新游民给老乡村带来新理念，也带来了好收益。去年天星村集体经济创收达到10万余元。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方超：他们来到了乡村，其实给乡村不仅仅是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同时乡村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实现相互的双向赋能。（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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